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秋冬行走杭城，随便择一条路，总绕不开西子湖畔的枫光。丹枫叠映着黛瓦，卷起漫天云霞，与湖水的粼粼波光、远山的青黛之色、古寺的浓浓禅意相映成趣。说杭州是江南赏秋的翘楚，怕是一点也不为过。
我在熙熙攘攘的赏枫人群里寻觅老市长苏轼的身影，望眼欲穿，却怎么也找不见。近日翻了两遍苏轼写杭州的诗文，这位两度守杭、熬过五轮秋冬、为西湖写下无数名篇的文豪，竟难以寻到他观赏杭城枫景的踪迹。他在杭期间的诗文里，没有半句描摹西湖枫景；现存两千余首诗作中，写枫的篇章不足十首，且全与杭州无关。这千年的留白，到底藏着怎样的奥秘呢？
展开剩余90%苏轼与枫的缘分，起于他踌躇满志的青春岁月。嘉祐四年深秋，二十三岁的苏轼与弟弟苏辙同游楚地，一路踏过湘水烟波，望过苍梧山暮色，写下《竹枝歌》，“枫叶萧萧桂叶碧”“惟有苍苍枫桂林”两句，正是他早期诗作里枫树意象的鲜明印记。
那时的他初入仕途，还没经受过党争的磋磨，却已在楚地山水中触到历史的沉郁。诗里的枫，扎根苍梧山水间，伴着桂叶的碧色，衬着“帝子南游飘不返”的传说，与屈原的幽怨、项王的悲戚缠作一团。那萧萧作响的枫叶，哪里是秋冬之时的闲景，分明是草木无情的见证，以自然的永恒反衬人世的沧桑，让枫色染透了怀古的深沉。
熙宁八年，苏轼在密州任上写下《祭常山回小猎》，“归来红叶满征衣”一句，把狩猎归来时红叶沾衣的场景写得鲜活。此处的“红叶”虽没明指枫叶，但结合北方深秋的物候，再加上苏轼此前对枫的偏爱，大概率就是经霜的枫叶，可见他本就不排斥红叶景致。
元祐年间，他为友人王定国所藏画作题诗《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》，又写下“丹枫翻鸦伴水宿”的佳句，将丹枫与江景、鸦群相融，勾出一派苍茫悠远的秋意。这些诗作足证，苏轼不是不识丹枫之美，更不是不喜欢以枫入诗，他对枫景的感知敏锐又细腻，只是这份细腻，从未落在杭州的枫影之上。
那么，是北宋时的杭州本无枫景可赏吗？答案显然是否定的。我曾在一篇小文里提过，比苏轼大两岁、还曾留他在家中住过的郭祥正，就写过“一坞藏深林，枫叶翻蜀锦”的诗句，专门赞三竺道中的枫景。
与苏轼同时代、素有“梅妻鹤子”之称的林逋，隐居杭州孤山多年，他的《秋日湖西晚归舟中书事》里，“丹叶疏分夕照微”一句，正描了西湖夕阳下丹叶疏朗的景致。游余杭洞霄宫后，他又写“碧涧流红叶，青林点白云”。林逋常年在西湖周边游历，笔下的“丹叶”，无疑是杭州秋景的真实写照。
稍晚些的南宋词人卢祖皋，在《木兰花慢·别西湖两诗僧》里更直接写道“正红叶漫山，清泉漱石”，以西湖为背景，勾出漫山红叶与清泉漱石的清幽之景，进一步印证了杭州枫情的繁盛。
再看地理文献的佐证，南宋范成大在绍熙三年（1192年）编纂的地方志《吴郡志》里，明确记载“枫，叶红可爱，吴中多有之”。北宋时的杭州与吴地毗邻，本就处在枫树广泛种植的区域内。
更值得留意的是，苏轼第一次任杭州通判时，曾于熙宁四年十二月，也就是刚到杭州赴任那会儿，与友人李杞同游灵隐寺，写下《游灵隐寺得来诗复用前韵》，诗中“乔松百丈苍髯须”，描的是寺内古木苍郁之景。
如今的灵隐寺仍是杭州枫景胜地，古树名木数不胜数。诸多史料都能证明，西湖之畔、西湖群山之中，北宋时已有枫树生长，只是当年的苏轼，没把它写进诗里。
既然北宋杭州的枫景早已声名在外，为何苏轼偏偏与西湖枫叶失之交臂？答案或许有一半藏在他五年的杭州生涯里。
苏轼两度任职杭州，第一次是熙宁四年（1071年）十一月至熙宁七年（1074年）七月，任通判之职；第二次是元祐四年（1089年）三月至元祐六年（1091年）正月，出任知州，前后加起来共五年。而杭州枫景的最佳观赏期，恰在每年十一月至十二月上旬，这五年间的关键时段，理论上苏轼有四次机会目睹西湖枫景。可实际情况是，他要么奔波在外，要么忙于政务，始终没能静下心来赏一回枫。
先看第一次任职的三年，苏轼的赏枫季几乎都耗在了出差途中。熙宁四年十一月，他刚到杭州赴任，十二月虽陪友人游了灵隐寺，可那时枫叶也许刚到飘零，他的诗作里，只聚焦灵隐寺的“飞来孤”与“乔木松”。
熙宁五年十一月，苏轼奉命出巡所辖属县，处理刑狱、农事等事务，足迹踏遍富阳、新城、于潜等地，《于潜僧绿筠轩》《新城道中二首》等诗作，便是此行的产物。诗里多写山路竹影、田畴麦浪，可见那时的他，忙着公务勘察，根本没心思留意沿途偶见的枫景。
熙宁六年十一月，他又因公外出，去常州、润州等地办理公务，直到十二月中旬才返回杭州，生生错过了当年的最佳赏枫期。
他在熙宁六年（1073年）七月写的《杭州谢执政启》里说：“湖山如旧，鱼鸟亦怪其衰残；争讼稍稀，吏民习知其迟钝。”寥寥数语，道出了通判任上的忙碌与心力交瘁。那些本该赏枫的秋冬之交，他要么在山间驿道上奔波，要么在县衙公案前操劳，自然也就错过了大麦岭的丹枫、飞来峰的红叶。
第二次任职的两年，苏轼更是把全部精力都投进了西湖治理中。元祐四年（1089年）三月到任后，他发现西湖已“水浅葑横、如云翳空”，堙塞过半，当即上书朝廷请求疏浚。连着两个月，他奏上《乞度牒开西湖状》《申三省起请开湖六条状》，详细阐述西湖不可废除的五大理由与疏浚方案。元祐五年（1090年）四月，西湖疏浚工程正式开工，九月基本竣工，苏轼将疏浚出的葑泥筑成长堤，便是如今人人皆知的苏堤。
整个工程前后历时半年，耗去他大量心血，他常亲赴现场指挥，从规划设计到施工监管，桩桩件件无不亲力亲为。史料记载他“募兵浚西湖，筑长堤，自南屏抵北山，以通往来”，足见他投入之深。
从元祐四年十一月忙于西湖疏浚的筹备，到元祐五年十一月苏堤刚建成、忙着后续绿化种植与水利配套，苏轼的工作重心始终是杭州的民生事务。翻一翻孔凡礼的《苏轼年谱》便知，这些时段的苏轼，对西湖秋日的枫景，实在是无暇顾及。
更重要的是，第二次任职期间的苏轼，早已历经党争的种种劫难，心境和当年判若两人。在他眼里，百姓的温饱、西湖的传承，远比文人的闲情逸致重要得多。他后来在诗里写道“我在钱塘拓湖渌，大堤士女急昌丰”，字里行间满是对百姓安乐的关切，相比之下，枫景的艳丽，倒成了无关紧要的点缀。
除了时光错过与政务繁忙，苏轼的意象选择偏好，也让西湖枫景少入其诗。我曾见过一则大数据统计，苏轼诗词里出现最多的植物依次是：柳27次，杨18次，梅18次，桃16次，菊12次，荷10次……
苏轼一生跌宕起伏，常与友人赠别，古人赠柳本就寓意不舍；梅花的风骨、菊花的隐逸、荷花的纯洁，又都承载着深厚的文化传统。苏轼写杭城之秋，偏爱桂与菊、山与水，这些意象要么贴合江南的温润特质，要么契合他那时的心境。
两次外放杭州，苏轼总算远离了京城的官场漩涡，西湖山水成了他的心灵慰藉。他以天竺山的桂花寄托友情，写下“愿公采撷纫幽佩，莫遣孤芳老涧边”送给杨元素；写下“荷尽已无擎雨盖，菊残犹有傲霜枝”，勉励同仁刘景文；写下“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妆浓抹总相宜”，让西湖的湖光山色成了千古绝唱。这些意象清宁恬淡，能消解他仕途的烦忧。也许在他看来，枫叶红得浓烈，自带萧瑟愁绪，与他借湖山避世的心境格格不入。
从文学传统来看，北宋文人咏秋，多偏爱菊、桂、荷、雁等意象。菊喻高洁，桂寄清愁，荷显风骨，这些意象早已在文学长河里沉淀下丰富内涵，成了文人表达情感的常用载体。而枫叶的意象，虽说唐代有杜牧“停车坐爱枫林晚”的名篇，却多聚焦于霜叶的艳丽，尚未形成多元的情感指向。
作为宋代文人的代表，苏轼的诗文创作虽不拘一格，却也受文学传统影响，更倾向于选择那些被赋予深厚文化内涵的意象，来表达复杂心境。枫色于他，或许其意象难以承载他对人生、仕途、历史的深沉思考，故而仅在少数诗作里作为秋景点缀，未曾作过深入描摹。
一生历经宦海沉浮的苏轼，辗转南北，他的秋兴里，装的多是人生迷茫、仕途感慨、历史追思。这些深沉的情感，更易与楚地、淮地苍凉的枫景共鸣，而非杭城温润的枫色。杭州于他，是避世的港湾、疗愈的净土，他只愿用清浅笔墨，写下这里的美好。
如今再踏苏堤，秋风掠过，枫影摇曳，与苏轼当年种下的柳树相映成趣。红与绿叠着西湖的波光，成了千年后的初冬盛景。
我遍赏西湖枫光，念叨着东坡的秋兴，在枫影与诗行的间隙里，似乎读懂了老市长的心境，读懂了政务与闲情的取舍，更读懂了自然与人文的微妙关联。也许最美的相遇，未必需要笔墨留存；有时，留白本身，便是最悠长的思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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